2019年9月29日 星期日

从乾隆盛世说起



乾隆是中國歷史上最長壽的皇帝, 也是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帝。从1735 年到1795年统治中国共61年。

乾隆在位时先後平定了新疆、蒙古,还使四川、贵州等地继续改土归流,人口不断增加,在乾隆末年时突破了三亿大关,约占当时世界人口的三分之一。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下令编纂《四庫全書》,歷時9年成書,是当时世界上最为庞大的百科全书。看来乾隆皇帝又把中国带回像唐汉时代的盛世。

且慢,让我们看看这个时期中国之外发生了什么事情。

1748年,经过27年的研究孟德斯鸠(Charles de Secondat, Baron de Montesquieu)发表了《论法的精神》(From the Spirit of the Law全面分析了维护民主政体的三權分立原則。

1762年,盧梭(Jean-Jacques Rousseau) 发表了社會契約論(The Social Contract).

1775年—1783年北美十三殖民地為了對抗英國一系列高额税收的法令发起了独立戰爭, 1776年北美十三个州一致通过了独立宣言

1789年到1799年,法国爆发了史诗式的大革命,期中颁布了《人权和公民权宣言》,简称人权宣言。

孟子也说过“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这样的话,这也算是朴素的民主思想吧,但在历史上中国各朝代都没见过实在的例子。

当遥远的清皇朝沉浸于四海昇平,稳坐龙椅的乾隆大帝把仕子文人送去整理国故时,欧洲大陆学者却切实的研究了民主的可行性。孟德斯鸠的《论法的精神》就认真的讨论了实施民主的步骤。他認為法治至關重要,那是保障人民政治和宗教自由的法宝。而保證法治的手段是“三權分立”,即立法權、行政權和司法權分屬於三個不同的國家機關,三者相互制約、權力均衡。

后来这“三權分立说”都写进了1787年的《美國憲法》、1791年的《法國憲法》和1792年的《普魯士法典》。

孟德斯鸠把政制分为共和政体、君主政体、专制政体三种:“共和政体是全体人民或一部分人民握有最高权力的政体 ; 君主政体是由单独一个人执政 , 不过仍然要遵照已确立了的法律 ; 专制政体既无法律又无规章 , 由单独一个人按照一己的意志领导一切。”

他是西方思想家中第一个将中国划入“专制政体”的。他的这个说法强烈影响了西方对中国的印象。在他之前西方人中国的印像还停留在马可勃罗那种浪漫化的描绘。孟德斯鸠在写作时参阅了大量有关中国的书籍,如《中华帝国全志》《耶稣会士书简集》《鞑靼史》等,并与来自或到过中国的人士进行广泛交流谈话,包括一些在法国停留的华人海员。他一針見血地总結中国政治制度的细节和特点,以“专制”二字描述。

近来中国国内对孟德斯鸠的《论法的精神》的研究也相当热烈:
http://history.people.com.cn/n1/2016/1209/c372329-28938150.html

盧梭对人类社会的研究是从很基本的方面开始的。在《論人類不平等的起源與基礎》一文中他引用了當時有關研究野蠻人的人類學資料,回顧了人類从自然狀態向社會狀態過渡的歷史進程。他说︰“人類的進步史也就是人類的墮落史,而私有制的確立就是造成人類不平等的關鍵環節。”这篇文字影响了后世很多人,包括列寧的導師,曾與馬克思、恩格斯共同作序,翻译和出版俄文版《共產黨宣言》的普列汉诺夫。

盧梭的社會契約論对后世影响巨大,连二十多年前(1993)加拿大安省的新民主党政府(省长Bob Rae)也以social contract 为名冻结了公务员薪水去舒缓经济危机。其实盧梭是用社會契約这種概念去解釋個人和政府之間的適當關係。社會契約是個人融入政治社會的一個相互同意的過程。個人同意遵守共同的規則,並接受相應的義務,以保護自己不受暴力和其他種類的傷害。社會契約理論催生了主權在民和人权這种政治理念。在中国类似社會契約的概念就是王法,但王法往往不能约束皇帝和他周围的人,甚至不能约束位高权重的官员。

在盧梭之前也有人探讨过社會契約,比如英国人托馬斯·霍布斯(Thomas Hobbes)和约翰·洛克(John Locke)。霍布斯写了一本书《利维坦,或教会国家和市民国家的实质、形式、权力》(Leviathan or The Matter, Forme and Power of a Common Wealth Ecclesiastical and Civil)。该书系统地阐述了国家学说,探讨了社会的结构,其中的人性论、社会契约论、以及国家的本质和作用等思想在西方产生了深远影响,是西方著名和有影响力的政治哲学著作之一。近年来中国国内学者对此书也作过深入探讨。

洛克也在社会契约理论上做出重要贡献。他发展出了一套与霍布斯的不同的理论,主张政府只有在取得被统治者的同意,并且保障人民拥有生命、自由、和财产的自然权利时,其统治才有正当性。美國獨立宣言就援引了洛克的社會契約概念。

孟德斯鸠和盧梭是18世纪法蘭西啟蒙運動的两名健将。啟蒙運動(Enlightenment)是承继文艺复兴的一场哲学及文化运动。与以往将神学作为知识权威的传统不同,啟蒙運動相信科学和艺术的的理性发展可以改进人类生活,也相信普世原则及普世价值可以在理性的基础上建立,进而对传统的社会的习俗和政治体制以理性方法检验并改进。启蒙时代留给后世的是追求自由平等的世界观。

到此我们不能不提伏尔泰(Voltaire)。他博学多才,著述丰富,在戏剧、诗歌、小说、政论、历史和哲学诸多领域均有卓越贡献。他一生反对专制主义和封建特权,追求自由平等和君主立宪,并在导致法国大革命的舆论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他是启蒙运动公认的领袖和导师,被称为“法兰西思想之父”。與盧梭、孟德斯鳩合稱“法蘭西啟蒙運動三劍俠”。

伏爾泰因得罪权贵而两度被投入巴士底狱。第二次被关了一年,出狱后,伏尔泰被驱逐出境,流亡英国。

伏爾泰在英國流亡期間 (1726年-1728年)對當地的政治、社會、宗教、科學等狀況非常感興趣。他在英国居住了3年,详细考察了君主立宪的政治制度和当地的社会习俗,深入研究了英国的洛克等學者的理論和牛顿的物理学新成果,形成了反对封建专制主义的政治主张和自然神论的哲学观点。《哲学通信》就是他在英国的观感和心得的总结,也是他第一部哲学和政治学的专著。

伏爾泰曾被认为说过这样一句名言:“我并不同意你的观点,但是我誓死捍卫你说话的权利”。但是事实上,伏爾泰並沒有說过這句話,这句话来自英国作家伊夫林·比阿特麗斯·霍爾於1906年出版的傳記《伏爾泰的朋友們》,後人以為這是引自伏爾泰本人的話。

奇怪的是伏爾泰和盧梭是一对冤家,文字上互相攻击,至死不休。他们死后又先后被法国人民请进先贤祠(Pantheon,棺木相距仅只咫尺。先贤祠位于法国巴黎的拉丁區,最初是法王路易十五兴建的圣日内维耶大教堂,历经数次变迁以后现在成为法国最著名的文化名人安葬地。先贤祠距离巴黎大学很近。

当乾隆享受太平盛世之时,欧州却是水深火热。法国由于参与对英的七年战争又未能打赢而导致国库空虚,此外参加美國獨立戰爭更饱受财政压力。加上1788年的特大旱灾引发了大规模饥荒。而贵族阶级,尤其是住在凡尔赛的路易十六和玛丽·安托瓦内特皇后的奢華生活更加重平民百姓的经济负担,法国革命因而爆发。

在中国这种乱世只会导致封建皇朝的更替,但由于有孟德斯鸠,盧梭,和伏尔泰等人的思想引导,虽然也经过王朝复辟, 法国政制最终还能踏上民主共和之路。

在大洋彼岸的美州,在北美独立战争开始一年后(1776年6月11号),北美殖民地立法机构大陆会议任命“五人小组” 起草一份宣告殖民地独立宣言。这五人包括约翰·亚当斯、本杰明·富兰克林、托马斯·杰弗逊、罗伯特·李文斯顿,和罗杰·谢尔曼。五人小组决定让当时32岁的杰佛逊起草独立宣言,再由小组成员对其进行修改。

这五个人可以说是美国开国功臣(费城批准独立宣言之时,华盛顿率领大陆军在纽约和英军对抗,因此独立宣言上并没有华盛顿的签名),他们都承继了法蘭西啟蒙運動和英国宪政的精神。特别是富兰克林,他曾在法国见过伏爾泰。

接下来几天,北美13个殖民地的代表在费城对宣言草案进行激烈的辩论,大陆会议代表于7月2号投票通过独立的决议。在独立决议通过后,殖民地代表再对独立宣言的内容做最后的修改与辩论,于7月4号正式批准宣言内容,并在当天运到附近的印刷厂进行印制。

独立宣言内容最著名的文字在于序文部分,阐述人人生而平等,每个人都有追求自由和幸福的天赋权利:

“我们认为下述真理是不言而喻的:人人生而平等,造物主赋予他们若干不可剥夺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存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为了保障这些权利,人们在他们之间建立政府。政府的正当权力是经由被统治者同意授予。任何形式的政府,一旦破坏上述目的,人民就有权改变或废除它,建立新政府; 新政府所依据的原则和组织其权力的方式,都要最大可能地增进民众的安全和幸福。 ”

We hold these truths to be self-evident, that all men are created equal, that they are endowed by their Creator with certain unalienable Rights, that among these are Life, Liberty and the pursuit of Happiness.--That to secure these rights, Governments are instituted among Men, deriving their just powers from the consent of the governed, --That whenever any Form of Government becomes destructive of these ends, it is the Right of the People to alter or to abolish it, and to institute new Government, laying its foundation on such principles and organizing its powers in such form, as to them shall seem most likely to effect their Safety and Happiness.

独立宣言中“政府的正当权力是经由被统治者同意授予。任何形式的政府,一旦破坏上述目的,人民就有权改变或废除它,建立新政府。”这一段差不多是直接引用洛克的社會契約论。

美利坚合众国宪法(Constitution of the United States)简称美国宪法,于1787年9月17日在费城召开的制宪会议上获得批准。

尽管美国宪法历经多次修改,但是1789年宪法的基本原则至今依然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三权分立:美国国家权力分为三部分:立法权、行政权和司法权。这三部分权力相互之间保持独立。在理论上,三权是完全平等,并且互相制衡。每种权力都有限制另外两种权力滥用的职能。这就是现代民主社会著名的三权分立原则。其思想根源来自法孟德斯鸠的著作《论法的精神》。

联邦体制:美国宪法规定美国采用联邦制的国体。联邦政府只拥有在宪法中列举的有限权力,而其余未列明的权利都属于各州或者人民。

宪法至上:美国宪法以及国会通过的法律的效力高于其他一切法律、行政法规和规定。

人人平等:根据美国宪法第十四修正案,人人都有平等地获得法律保护的权利。各州之间也保持平等地位,原则上任何州都不能获得联邦政府的特殊对待。根据宪法的规定,各州要互相尊重和承认彼此的法律。州政府和联邦政府要在形式上保持共和体制。

两年后处于大革命时期的法国在1789年8月26日颁布了《人权和公民权宣言》,宣布自由、财产、安全和反抗压迫是天赋不可剥夺的人权;肯定了言论、信仰、著作和出版自由,阐明了司法、行政、立法三权分立、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等原则。

1793年6月24日,雅各宾派通过的新宪法前面所附的《人权宣言》又作了进一步的修改,宣布“社会的目的就是共同的幸福”,提出“主权在民”,并且表示如果政府压迫或侵犯人民的权利,人民就有反抗和起义的权利。

为什么18世纪中饱受战火蹂躪的欧州和美州几经挣扎后能修成正果踏上民主富强之途,而安逸太平的大清皇朝却慢慢论落为封建愚昧的弱国呢?

我想统治者和士人两方面都有责任。像乾隆这种统治者只知道开拓疆土和压制民众,希望老百姓都成为顺民乖乖由他统治。就算让他知道英国的宪政是什么一回事,孟德斯鸠的三權分立是什么一回事,他也绝不会放弃那怕是一小部分的权力去作那种改革。此外,清朝的官员也不可能成为这种改革的载体,他们肯定会搬去不合祖宗法度那一套来阻挠。

乾隆本人的确在他有生之年享受到无上的尊荣和权威。但他的不作为却使大清在他死后逐渐丧失了对列强的竟争力,百多年后他的尸骨给孙殿英挖去和这也不无关系。

清朝的统治阶级到请未才明白这个道理,可是光绪的立宪行动还是受到慈禧的阻挠。

中国(当然包括乾隆时代)的士子文人也太软弱了。他们没有法兰西学者那种挑战神权皇权的见识和勇气,更惶论去寻找主权在民的方法和理据。对权势的奉承是大部份中国知识份子的通病。当然,这也不能全怪中国的士子文人,因为东方专制统治者对异见者的手段大家都知道的,你看谭嗣同等人的下场就明白。专制统治者只会看见统治阶层当前的利益而不顾整个民族的将来。

2019年9月18日 星期三

诗僧苏曼殊

            

   
               春雨楼头尺八箫,
               何时归看浙江潮?        
               芒鞋破钵无人识,
               踏过樱花第几桥



这就是诗僧苏曼殊在日本留学时写的一首诗。尺八是我国古老的吹奏乐器,类似今日的洞箫,长一尺八寸,在隋唐颇为盛行,自宋代后渐少使用。隋唐之际,尺八东传日本。这里苏曼殊是以此来暗示他身在日本。

民初有两位学术素养非常高的僧人:弘一法师李叔同与苏曼殊。李叔同是一位集音乐,戏剧,文学,书画,篆刻于一身的大师,出家后严守戒律,悲天悯人,成为律宗的一大宗师。

苏曼殊本名子谷,曼殊是他的法号。虽然是个和尚,但从不守戒律,酒肉照吃,曾与多情少女发生轰轰烈烈的恋情,又在日本参加了兴中会,  跟随孙中山搞革命。是集才,情,胆识于一身的诗僧,情僧,革命僧。苏曼殊能诗擅画,通晓日文、英文、梵文等多种文字,翻译过《拜伦诗选》和法国著名作家雨果的名著《悲惨世界》(Les Miserables), 是当时革新派的文学团体南社的重要成员。

以下这首诗作于光绪二十九年(1903),苏曼殊是年二十岁,离日本归国。


七绝 - 以诗并画留别汤国顿
 海天龙战血玄黄,
 披发长歌览大荒。
 易水萧萧人去也,
 一天明月白如霜。

汤国顿,是诗人居留日本时的好友,辛亥革命后任中国银行总裁,1916年被军阀龙济光刺杀。

苏家当时是广东的望族,苏曼殊的父亲苏杰生长年在日本横滨经商。苏曼殊的生母是一位日本女子,名叫若子,是他父第四房妻河合仙氏的妹妹。若子生下苏曼殊三个月后就离开了他,苏曼殊由其父苏杰生带回中国,由河合仙氏抚养。童年的苏曼殊被族人视为异族所生的私生子,苏杰生的妻子陈氏更是把河合仙氏和曼殊看作眼中钉。河合仙氏受不了白眼,只好返回了日本。

苏曼殊十二岁那年,苏杰生去上海经商,留曼殊在家乡读私塾。养母河合仙氏从日本给他寄来的钱全被陈氏吞没。不久,曼殊大病一场,病中的曼殊被家人扔在柴房里气息奄奄而无人过问。后来,他又奇迹般地活了下来。这一经历给幼小的曼殊沉重的打击,以至他小小年纪竟然看破红尘,而去广州长寿寺由赞初和尚剃度出家。但他毕竟是个孩子,有一次他偷吃鸽肉被发现,被赶出了庙门。

十五岁那年,苏曼殊随表兄去日本横滨求学,当他去养母河合仙氏老家时,与日本姑娘菊子一见钟情。然而,他们的恋情却遭到苏家的强烈反对。苏曼殊的本家叔叔知道这事后,斥责苏曼殊败坏了苏家名声,并问罪于菊子父母。菊子父母盛怒之下,当众痛打了菊子,结果当天夜里菊子投海而死。失恋的痛苦,菊子的命运,令苏曼殊深感心灰意冷,万念俱灰。回到广州后,他便去蒲涧寺出了家,开始了他风雨飘泊的一生。他第一部小说《断鸿零雁记》就是以他自己与菊子的初恋为题材所写的。

 苏曼殊尘缘未了, 在日本的一个音乐会上,他结识了弹筝女百助枫子。百助对曼殊一见倾心,曾热烈地向曼殊表达爱意。他眼含泪水,揪心裂肺。想到自己已经是“忏尽情禅空色相,琵琶湖上枕经眠”的人了,于是他为百助写了下面这首诗,然后决然转身走了,样子很凄苦。

鸟舍凌波肌似雪,
亲持红叶索题诗。
还卿一钵无情泪,
恨不相逢未剃时。

鸟舍: 据章士钊所藏《曼殊上人诗册》原注: 梵土(印度)相传,神女鸟舍监守天阍,侍宴诸神, .此喻调筝人百助。

1902年,陈独秀与蒋百里,苏曼殊等人在日本成立青年会,以推翻满清封建统治为革命宗旨。这年陈独秀24岁,苏曼殊仅19岁,正在东京早稻田大学高等预科学习,他们由此相识并成为知心朋友。第二年,两人回国后均就职于上海的 《国民日日报》报社。

苏曼殊酷爱法国文学,尤其对小仲马的《茶花女》更是情有独钟,百读不厌。虽然当时国内已有林纾翻译的《巴黎茶花女遗事》,且影响较广,但苏曼殊读后觉得不满意,所以计划重新翻译《茶花女》,他把这一想法告诉了陈独秀。陈独秀却认为,与其译介《茶花女》,还不如翻译雨果的《悲惨世界》,因为《悲惨世界》是法国文学中最具社会意义的作品,小说所揭示的人道主义精神和社会主义思想,正是他们这批中国知识界精英所要探索的。苏曼殊欣然接受了这个建议,还恳请陈独秀参与这项翻译工作。

当译著《悲惨世界》以《
惨社会》为题在《国民日日报》上连载了11回之后,报社被封而停刊。苏曼殊因不屑于争名夺利,更不愿受人管束和制约,便愤然离去,《悲惨世界》因此没有译完。尽管陈独秀一再挽留,但他执意要天马行空,游历四方。临行前,苏曼殊给陈独秀留下这两首诗:

七绝 - 过若松町有感示仲兄
契阔死生君莫问,
行云流水一孤僧。
无端狂笑无端哭,
纵有欢肠已似冰。

孤灯引梦记朦胧,
风雨邻庵夜半钟。
我再来时人已去,
涉江谁为采芙蓉?

 据说苏曼殊是以中国旧体诗的形式去翻译拜伦的诗,我真想看看那是什么模样的,可是在网上找不到。我找到的是他翻译歌德的一首诗。歌德读了印度诗剧《沙恭达罗》(Sakuntala  注一)后叹为观止,于1791写了这四句:

    Would you the young year's blossoms and fruits of it's decline,
    And all by which the soul is charmed, enraptured, feasted and fed,
    Would you the earth and heaven itself in one sole name combine?
    I name you, O Sakuntala, and all at once is said.

苏曼殊百年前这样意译:

     春华瑰丽,亦扬其芬;
     秋实盈衍,亦蕴其珍。
     悠悠天隅,恢恢地轮,
     彼美一人,沙恭达纶。

 近代德语文学翻译名家钱春绮的译文:

你要把那春季的百花,晚秋的果实, 
使人迷惑、欢喜、满足、颐养的一切,
你要把皇天和后土全用一言以蔽之,
我只要说起你,沙恭达罗,就囊括殆尽。

从文字上来讲我当然喜欢苏曼殊的文言诗,钱氏的直译是忠实于原作,但诗味不浓。但话又说回头,苏曼殊前三句和歌德的前三句好像没有什么关连,他只是抓着意境而已。

苏曼殊在1918年,35岁时离开了人世,他身无分文,只留下八个字:“一切有情,都无挂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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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文在2013年发表於我的网易博客。


注一: 《沙恭达罗》是描写净修林女郎沙恭达罗和国王豆扇陀的恋爱故事。这个故事故事源出于印度史诗《摩诃婆罗多》(Mahabharata)。《摩诃婆罗多》是公元前三百年成书的,约有四百万字,是古代文明世界最长的一部史诗。内容叙述婆罗多族的两支后裔争夺王位继承权的斗争。敌对双方在大战十八天后两败俱伤,最后双方在天国相遇;由人成为天神的他们,愤怒与仇恨不再,个个仪态安详,享受着真正的和平和安宁。围绕这个中心故事的,除了大量神话传说、寓言故事外,还有大量宗教、哲学、政治和伦理等等理论性插话。其中第六章中的《薄伽梵歌》已经成为印度教的经典。

注二: 本文并非完全原创,资料都来自互联网,有部分文字是照搬。诸位如果在网上发现了苏曼殊所译的 《拜伦诗选》 请关照一声。



后记:

钱春绮译海涅的诗有很多精警之处,但这一首的译法却有一点差强人意。我不喜欢那 “一言以蔽之”和 “囊括殆尽”。下面是我第一个尝试:

如春天绚烂之花朵,晚秋丰硕的果实,
世人为之着迷,欢欣,又赖以颐养,饱餐,
更是普天之下第一人,
啊,这就是你,莎恭达罗,一切言尽于斯。

这也算是忠实于原作,但还是不太像诗。那 feasted and fed 给我译成 “颐养,饱餐” 是不妙,但我实在找不到别的字眼 (我承认“饱餐”一词是不能上大桌的)。

这是我第二个尝试:

谁像春天绚烂之花朵,晚秋丰硕的果实,
令人惊艳,如赴盛宴?
谁是普天之下第一人?
是你,莎恭达罗,言尽于斯。

原诗比较飘忽,里面的 you 可以是莎恭达罗这人,又可以是与 "莎恭达罗" 同名的这个剧作。但翻译过来后就很难保持这一种蒙胧感。以“普天之下第一人”来译 “Would you the earth and heaven itself in one sole name combine?” 不单止过于狭隘,而且有点牵强。



 
                   

2019年9月15日 星期日

在海外看中国崛起 (写於2012年)

为何中国改革开放后经济发展如此之快? 有人认为那是成功利用外资企业发展出口经济的结果。

二十世纪的末期的交通与资讯已经相当完善。 航空交通经过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的 《航空业取消管制法》 (Airline Deregulation) 后票价下降。货运方面由于集装箱运输,特别是大型集装箱船的启用也使到运输成本大幅度下降。

由于电脑功能的提升和成本剧降,二十世纪中期以来所发展的工商管理方法,物资物流的优化调动,库存控制系统理论,都通过电脑软件得到广泛的应用。此外,资讯方面也因为互联网的不断发展得到飞跃的进步。 这一切都为跨国公司到海外扩充创造了条件。

一个货品的成功当然要看它的设计,它的功能, 它的外形, 是否耐用等。 就算这些方面达到了,有多少钱赚还得看成本。 降低成本的具体办法就在于量产和降低劳力成本。 以上所提到的新技术都适用于大规模量产,剩下来的课题就是去寻找低成本而又合格的劳动力。

低成本的劳力不是中国才有, 为什么这些外国公司都来中国投资呢?

原因是多方面的:  中国政府在各方面的优惠措施,完善的基础设施,较宽松的环保条款,海外华商的穿针引线。 而且中国是全方位的投入,不像另一些国家和地区只强调发展一两种行业,在中国要找你需要的部件的供应商没问题,找你所需要的特殊工种也没有问题 。

但是,中国成功的最主要原因还是中国工人的工作态度和敬业精神。

我买过同一个牌子的录像机,印尼组装的很快就坏了,在中国造的就用了好几年都没问题。 我到超市买东西,这里(加拿大)的售货员收钱时慢吞吞的,还和你聊两句。 到中国人开的杂货店或华资超市买东西售货员收钱的速度就快得多,她可能是板着面工作,也没有跟你搭讪,但就替你省了时间。

改革开放以前中国很多地区就业机会有限,农村都积压了大量的劳动人力。改革开放后一部分人力有了出路,最典型的例子是年轻的女工。这些女孩只身离开家乡到城镇工作,为的是减轻父母的负担,支持弟妹的学业, 或替自己筹备创业的资金。为了争一口气,她们承受着比国外工人更高的劳动强度,损失了自己健康(电子组装工人的视力特别消耗得快)。但的确替中国制造业的起步作出了贡献。

在这里也不能不谈到国外华资的参与。香港,台湾,以至海外的华资企业早就在工商管理方面积累了大量的经验,也熟知美欧市场的运作。由于种种的限制这些华资是很难在海外大展拳脚,来到开放以后的中国就如鱼得水了,相信国外华资在外资企业里也占了相当的比重。

据说到2004年外资企业所产生的工业产值已经占到中国工业总量的三份一。

在加拿大所见的是商店里的货物越来越多是 Made in China 了。起初是低端的货色,特别是衣服鞋袜和小型家电,后来中端甚至于有些高端货品也是中国制造。到现在,不止是衣服鞋袜,连个人电脑(包括笔记本电脑)及其附件,数码相机, 电视,空调,洗衣机, 冰箱,家私和其它家具,甚至于机器零件大部分都是中国货。有个准新娘上网在巴黎的名牌公司订了价值不菲的婚纱,结果发现是上海出品。

虽然是中国制造,到今天大部分都是外国品牌。生产方式有外资企业直接在中国建生产线,或者外判给承包商。承包商也可以是外资企业。近来新闻最多的外资承包商就是替萍果造 ipad 和 iphone  的富士康 (Foxconn),那是台湾鸿海科技集团旗下的产业。

在重工业方面中国钢铁产量占全球总产量的40%以上,中国造船业在产量已经超过韩国和日本,虽然对那些高附加值的特别船舶(如工程船和运输液化天然气的船)还远不及韩日(注1)。

中国包揽了大部分的制造业,不能不影响到其他地区,我们先谈谈对美国的影响。

美国产业转型已进行了几十年,那些低技术的产业在中国开放以前已经开始转移到海外, 中国的开放只是加速了这个过程。事实上价廉物美的中国商品有助美国减低通货膨胀率。

然而很多美国人都不这样看,他们见到百货公司里的日用物品都是中国来的,又知道有些工厂把生产线搬到中国,就把美国制造业不景工人失业率高的情况都算到中国头上。尽管他们知道把生产线搬到中国也是美国老板的主意,中国工人只赚到比美国同行低得多的薪金,而赚大钱的还是美国老板。

这时候美国媒体也乐于推波助澜,如果说六七十年代美国记者还有一些(尽管是从猎奇的角度)对中国的正面报导,现在却是清一色的 China Bashing  (痛击中国)。除了说中国工人抢走了美国蓝领的工作以外,中国玩具有铅毒,食品监控不力,冒牌货充斥,中国人无视知识产权盗版书和盗版软件泛滥,中国社会上所出现的不公,中国生态环境的损坏, 这都常见于报章和网页。

大部分的华侨,特别是新移民多少都会觉得这些媒体带着有色眼镜看中国,他们认为美国佬眼红现今中国的成就, 因而尽量去抹黑中国。 但也有一些华人认同美国媒体的态度,那就是媒体的职责是监督政府而不是充当政府的传声筒。

像加拿大和澳洲这些自然资源输出国是中国经济起飞的受惠国, 因为中国的工厂需要大量的原材料。 要是中国向澳洲大量购买某种矿产,这种矿产的价钱就会上升,生产这种矿产的加拿大公司就因而受益。 可是这都是公司层面上的交易,普通百姓不见得会关注,他们只会留意美国蓝领的声音。 加拿大的媒体基本上也是秉持美国媒体一样的态度。

对于其他的国家中国经济起飞对他们的影响就不容易说了。他们小规模或低科技的工厂可能要关门,但在一些原材料方面却成为中国工厂的供应商。 也有一些国家在旅游或高消费的物品(名车,时装,名酒等)上赚了中国不少钱。

如果在个人的层面看, 有些影响可能会是我们不愿意看到的。在记录片上我看过一个这样的镜头:

中亚细亚的一个鞋匠愤而把祖传的木头鞋模烧了, 因为他手工造的鞋子无法和中国货竞争。 这和一百年前英国曼彻斯特来的机织品把中国纺织小作坊彻底打垮的情况一样。

中国经济起飞的最初阶段可以算是经济全球化的一部分,经济全球化是资本主义生产的一个新阶段。正如蒸汽机的发明诱发了第一次工业革命,先进的交通与资讯手段和电子化的管理方法促成了经济全球化。不管你喜欢与否, 经济全球化无可争议的受益人是掌握资本的富人,因为他们的资金能更灵活的去寻找更佳的回报。 对其他人来说,是利是弊就要看你身处何方,是从农村出来打工的那个中国女孩,还是把鞋模烧掉的那个鞋匠?

全球化使到财富更加集中,这对任可一个社会都不是好事。美国老板在中国赚了大钱后,他不一定会再增加他在美国的消费,他的新财富很可能会用作新一轮的海外投资, 美国消费市场将不会看见这笔资金的踪影。总的来讲把生产线搬到中国对美国消费市场是负面的,因为它只感受到工人失业的影响。

新增加的财富在中国也分配不均。要是这些财富比较均匀的落在劳工大众的手里,这些钱很快就会出现在消费市场上。如果只落在少数富人的手中,那就不见得会刺激中国的消费市场,这可能是中国经济向内销转型所碰到的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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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作者的专业并不在社会科学,这里只是从小市民的角度把所见所听写出来。
注1: 这是根据2012年的资料,现在运输液化气的船早就能造了。作者并不打算重写这篇2012年的文章。